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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旅游地圖 ===
=== 西藏資訊概況 ===
名稱來源:漢語中的“西藏”(藏文為bodljong)一詞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藏自治區(藏文為bodrangskyongljong),簡稱為西藏。“西藏”一詞的來歷,不僅社會大眾,甚至專門研究藏學的學者,能夠解說清楚的也不多。在現今提出的一些說法中,仍存在不少疑難之處。這是由于歷史上藏語、漢語、蒙古語、滿語對青藏高原各部分的地域名稱和對藏族的族稱曾經發生過多次變化,而且這些歷史上的名稱互相交叉和影響,使得至今對西藏和藏民族的稱呼及其含義仍然存在較為復雜的情形。西藏:以清正式定名得名。唐宋為吐蕃;元屬宣政院;明稱烏思藏,設都司等;清初稱衛藏,衛即前藏,藏即后藏;后正式定名為西藏,為西藏得名的開始;清設西藏辦事大臣;民國初西藏地方;建國后仍之,后改西藏自治區,區名至今未變。【發源】7世紀,吐蕃王朝興起,統一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所以唐代漢文典籍用“吐蕃”來稱呼吐蕃王朝,同時也指吐蕃王朝所占有的地域,有時還指吐蕃王朝的各部落作為族稱。(1)“吐蕃”一詞的含義和來歷至今在學術界還有不同的解釋,或認為源于藏語,或認為源于吐谷渾語,或認為源于突厥語,或認為源于漢語對南涼禿發氏的稱呼,仍然難以得出結論(2)不過從敦煌出土的藏漢對照的詞語文書看,至少在吐蕃王朝的中期以后,“吐蕃”似乎應是藏文中吐蕃王朝的自稱bod的對應詞,是bod的音譯。實際上,bod作為地域和部族的名稱,在吐蕃王朝之前即已出現,最初可能是對苯教的法師的稱呼,后來成為對苯教的稱呼,再后來成為某些部落聯盟的名稱,以后又成為這些部落居住的地域的名稱。藏文史籍中說,在吐蕃王朝之前,曾有十二種部落集團統治過,其中有兩次是用bodkhams來稱呼其統治的地域(3)吐蕃王朝興起后,用bod作為自稱,在與唐朝的交往中,吐蕃王朝以bodchenpo(大蕃)來對應唐朝的自稱“大唐”(4)由于吐蕃王朝的統一青藏高原,高原的各個部落集團形成為一個民族,后來,吐蕃王朝的自稱bod演變成為藏族的自稱。?,吐蕃王朝雖然對外將其所占有的地域總稱為“吐蕃”、“大蕃”,但是在其內部區別各個地區時,別有習用的名稱。吐蕃王朝最早將其本部劃分為四個“茹(ru)”,包括了今天西藏自治區境內的雅魯藏布江、拉薩河、年楚河、雅隆河流域,歷史上一直是西藏自治區境內社會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在習慣上又因雅隆河谷是吐蕃王朝王室發祥之地,拉薩是吐蕃王朝的首府,故稱其中拉薩河流域和雅隆河流域的“伍茹dburu”和“約茹gyoru”為“衛”(dbus),意為中心部分,將年楚河流域及其以西以北的“葉茹gyasru”、“茹拉rulag”合稱為“藏”(gtsang),意為雅魯藏布江上游南北兩岸地區。“衛”和“藏”合稱為“衛藏dbusgtsang”,即表示吐蕃王朝的本部地區。吐蕃王朝后來征服的青藏高原的北部、東部,被稱為“多康”(mdokhams),“多”(mdo)意為路口、河谷口,“康”(khams)意為區域,故“多康”意為吐蕃王朝向外發展的通道和基地,同時亦有外圍地區之意。隨著吐蕃王朝向東北方向的武力擴張,“多康”的范圍逐步擴大,后來又把黃河上游到河湟谷地的地區稱為“朵思麻”(mdosmad),即“多康”地區的下部,又因這一地區包含阿尼瑪卿山(Amyesrmachen)和朵拉仁沃山(mdolaringbo小積石山),故又稱“安多”(Amdo)地區。“多康”的其余部分仍沿用“多康”的名稱,即后來所說的“康區”(khams)。《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中有吐蕃王朝派遣大臣主持這三大片地域的軍政首領分別舉行盟會的記載,這樣,由于吐蕃王朝的行政區劃,到吐蕃王朝的后期,乃至在吐蕃王朝崩潰以后青藏高原延續近四百年的分裂時期中,青藏高原的居民習慣上把青藏高原分為“衛藏四茹dbusgtsangrubzhi”、“多康mdokhams”、“朵思麻mdosmad”等三大部分。?,【元朝】元朝統一藏族地區,扶植薩迦派建立地方政權,同時元朝在青藏高原設立了一系列的軍政機構。開初,元朝在河州設立吐蕃宣慰司,作為管理整個藏族地區的行政機構,八思巴在1272年到1274年還為此在河州居住兩年多。后來因為所轄地面太大,又在康區設置一個宣慰司,到1280年八思巴圓寂后,元朝為了施政的需要,又在衛藏設置一個宣慰司。這樣,到元朝中期時,整個青藏高原被劃分為三個行政區域:一是“朵思麻”,設吐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亦稱朵思麻宣慰司),管轄今青海省大部、甘肅省南部及四川省阿壩一帶;一是“朵甘思”,即吐蕃王朝時的“多康”,設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亦稱朵甘思宣慰使司),管轄今青海省玉樹、四川省甘孜、云南省迪慶和西藏自治區昌都以及那曲專區的東部;三是衛藏阿里,設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亦稱烏思藏宣慰司),管轄烏思藏(即吐蕃王朝時的“衛藏四茹”)及其以西的阿里地區,也即是今西藏自治區所轄區域的大部。元朝在總稱藏族地區為“吐蕃”之外,在講到藏族地區的各個部分時則常用“朵思麻”、“朵甘思”、“烏思藏”等名稱。由于元代藏族地區又被歸入“西域”的范圍,元朝總稱西域各族為西蕃(或寫作西番),藏族被看作是西蕃之一,所以有時又習稱藏族地區為“西蕃”,有時又異寫為“西番”,這是在地名上第一次在稱呼藏族的“蕃”字的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西”字。這種非正式的把“吐蕃”改換成“西蕃”、“西番”,是后來出現“西藏”一詞的第一步,但是“西藏”卻并不是從“西蕃”或“西番”演變來的。【明朝】明朝對藏族地區基本上承襲元朝舊制。不過因入明后朵思麻一帶藏、蒙、漢、回等族雜處,明朝設西寧、河州、洮州、岷州等衛管轄,故稱這一帶為西寧衛、河州衛等,不再用“朵思麻”作為漢文地區名稱,又因這一地區鄰接青海湖,所以又習稱為“西海”。對“朵甘思”地區,明朝設朵甘衛。對于元代的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的轄區,明朝分設烏斯(思)藏都指揮使司和俄力思軍民元帥府。明代的文獻中常見“烏斯藏大寶法王”、“烏斯藏闡化王”等,可見明代文獻中的“烏斯藏”是有明確范圍的地域名稱。明朝中葉以后,蒙古勢力再入青海,俺答汗為迎請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到青海湖邊會見,其子賓兔準備在青海湖南岸建寺,明朝在討論應否同意俺答汗建寺迎佛時,兵部給事中蔡汝賢在奏折中說:“蓋許之建寺,則西藏一路,往來自由,聽之奉佛,則南北諸番,交通無禁”。(《明實錄·神宗朝》萬歷三年四月甲戌條,卷三十七)(5)這是漢文史料中最早見到的“西藏”一詞,但是綜觀上下文義,還有“順義王俺答建寺西海岸,以寺額請,賜名仰華”和“虜王俺答欲西行迎佛,乞三鎮通官會話約誓,摘留頭目禁治諸夷,依期貢市,并乞傳甘肅、西寧開市賣茶。督臣以聞。兵部尚書王崇古言:今歲春初俺答以書送邊寄臣,謂其侄孫套酋切盡黃臺,請赴西海迎奉活佛。臣久聞套裘連年搶番,未年得志,欲俺答攜眾西援,以求報復。····”(6)故知此處的“西藏”,應當是“西海”之誤。而且“西藏”一詞在明代漢文文獻中也僅此一見,因此它與后來所說的“西藏”一詞并無關系,不能看成是“西藏”一詞最早在明代出現的實例。?,【明末清初】明末清初衛拉特蒙古固始汗聯合藏傳佛教格魯派統治青藏高原,因此清朝興起時是通過固始汗與藏族地區建立關系的。蒙古語稱藏族為土伯特,并稱安多一帶藏族為唐古特(源于蒙古在成吉思汗時代即開始稱西夏為唐兀)。清朝早期的文獻稱藏族為“圖白忒”或“唐古特”,清順治帝時稱藏巴汗為“圖白忒部落藏巴汗”,稱達賴喇嘛為“圖白忒部落達賴喇嘛”,這里的“圖白忒”即源于蒙古語的“土伯特”,而蒙古語的“土伯特”又源于“吐蕃”,即源于藏族的自稱bod。到康熙帝時,清朝與藏族地區的關系進一步加深,清朝逐步了解到藏族地區各個部分在政治、社會、民族等方面存在許多差異,各部分的名稱也不相同。除繼續用“圖白忒”統稱藏族地區外,清朝將達賴喇嘛、班禪喇嘛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習慣稱為“烏思藏”、“衛藏”,后來又由“衛藏”一詞演變為“西藏”。【文獻記載】在《清實錄》中,“西藏”一詞最早出現于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條中:“西藏班禪胡土克圖故,遣官致祭。”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丙申條中又有:“山西陜西總督盧崇峻疏言:‘····又有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回稱:達賴喇嘛遵旨傳各臺吉申飭,不許生事。’”(7)但是此時的“西藏”一詞還沒有成為一個固定的地域名稱,清朝的文書中對達賴喇嘛管轄的地區,仍用不同的稱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第巴桑結嘉措用已經圓寂多年的五世達賴喇嘛的名義上奏,請求封第巴桑結嘉措為王,康熙皇帝即第巴桑結嘉措為“掌瓦赤剌怛喇達賴喇嘛教弘宣佛法王”。而《清實錄》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癸丑條,康熙皇帝命內大臣索額圖等傳諭達賴喇嘛使人羅卜臧帕克巴格隆等說:“····第巴原系達賴喇嘛下管事人,朕優擢之,封為土伯特國王。乃陽奉宗喀巴之道法,陰與噶爾丹比,欺達賴喇嘛、班禪而壞宗喀巴之法。”同年八月甲午條康熙皇帝給第巴桑結嘉措的敕諭中說:“····爾第巴原系達賴喇嘛下司事之人,因爾不違達賴喇嘛之語,輔助道法,朕是以優封爾為土伯特國王。今觀爾陽則奉宗喀巴之教,陰則與噶爾丹朋比,欺達賴喇嘛、班禪胡土克圖,而壞宗喀巴之教。···”《清實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庚辰條,康熙皇帝又在給第巴桑結嘉措的敕諭中說:“····茲爾奏言:‘圣上嚴旨下頒,心甚憂懼,今惟欽遵圣諭,隨力報效,倘軫念達賴喇嘛,乞降溫綸。諄切奏請。挰爾既知過引罪,朕豈不念達賴喇嘛通使修禮歷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恤,爾土伯特國豈得安其生耶!····”這里康熙皇帝多次稱西藏為“土伯特國”,但是就在這同時,清朝官員和文書中又稱西藏為烏思藏,如《清實錄》康熙三十五年九月癸亥條中說:“理藩院議復:‘四川巡撫于養志疏言:臣遵旨會同烏思藏喇嘛營官等查勘打箭爐地界,自明季至今,原系內土司所轄之地,宜入版圖。但番人籍茶度生,居處年久,且達賴喇嘛曾經啟奏,皇恩準行,應仍使貿易。’番人之事應行文達賴喇嘛,使曉諭營官遵行管理。關系土司之事,著土司管理,勿致生事。至打箭爐四交界之地,該撫細查報部,編入一統志可也。”《清實錄》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七月庚辰條四川提督岳升龍奏疏中說:“打箭爐原系本朝版圖,竟被烏思藏強行侵占。····”同年閏七月壬子,岳升龍又奏:“····臣查打箭爐各處地方,向系藏人霸占,撫臣從前查勘受賄,通同不問侵占地方,止議貿易。目今詭謀密計,買矚藏番撤兵,仍將經制弁員送與藏番為質。”《清實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庚子條清朝刑部衙門題奏:“····查于養志系邊疆大臣,私將驛馬撥給里藏饋送禮物之人。”而同年七月庚子條康熙皇帝在和大學士等人談論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的動向時又說:“····朕巡幸蒙古之地頗多,凡事朕皆熟悉。策妄阿拉布坦人雖狡猾,但由博羅塔拉至土伯特,必經哈拉烏蘇等艱險之處,路徑甚惡,斷不能往伐。”可見在這一時期,清朝上下對西藏地區的稱呼仍有多種,在稱土伯特之外,也稱烏思藏,而四川地方官員中將烏思藏簡稱為“藏”,“藏人”、“藏番”、“里藏”等稱呼也開始出現。不過至少到《清實錄》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己亥條,就多次出現“西藏”一詞,其中說:“先是,拉臧立波克塔胡必爾汗為達賴喇嘛,青海眾臺吉等未辨虛實,彼此爭論訐奏,上命內閣學士拉都渾率青海眾臺吉之使入赴西藏看驗。至是,拉都渾回奏:‘臣遵旨會同青海眾臺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達木)地方見拉臧,……’尋議:‘……青海眾臺吉等與拉臧不睦,西藏事務不便令拉臧獨理,應遣官一員前往西藏協同拉臧辦理事務。’得旨:‘依議。其管理西藏事務著侍郎赫壽去。’”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條則說:“議政大臣等議:‘拉藏及班禪胡土克圖、西藏諸寺喇嘛等,會同管理西藏事務侍郎赫壽,疏請頒賜波克塔胡必爾汗以達賴喇嘛之封號。查波克塔胡必爾汗因年幼,奉旨俟數年后授封,今既熟諳經典,為青海諸眾所重,應如所請,給以印冊,封為六世達賴喇嘛。’從之。”(8)這是在清朝君臣議事時反復使用“西藏”一詞的事例。1721年清軍驅逐侵擾西藏的準噶爾軍后,康熙帝撰《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其中有“爰記斯文,立石西藏”一語,這就正式把以拉薩為主的衛藏地區命名為“西藏”(9)。?,【考據】清朝為什么在沿用“圖白忒”、“土伯特”、“烏思藏”、“衛藏”等詞之后,又造“西藏”一詞來指“衛藏”地區,迄今還未見深入探討。“圖白忒”用作地名時泛指青藏高原,不適合用來專指衛藏地區,而“衛藏”中的“衛”字,與明清時代軍政機構中“衛、所”的“衛”字相同,也不宜用作某個地區的專名。康熙皇帝還曾經把“衛藏”中的“衛”誤會為《禹貢》中所說的“三危山”的“危”,他曾說:“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舊注以三危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為危地,拉里城東南為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耳。”(10)大概后來康熙皇帝也發現此說有誤,故不再堅持。康熙皇帝還曾經把西藏地區直接稱為“西地”,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收到清軍從噶爾丹的使者那里截獲的噶爾丹寫給西藏達賴喇嘛、第巴桑結嘉措、拉穆護法、乃窮護法等人的信件后,康熙皇帝在信件開首處朱批“噶爾丹致西地書稿十四件”存檔(11)。《清實錄》記載,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丁未康熙皇帝在和大學士等人談話時又說:“國家承平日久,武備不可一日少弛。····西地健壯者咸欲投軍,南方則不然,本身衰老,子弟代充,所以懦弱者眾。”可見康熙皇帝把西藏、四川藏族地區都稱作“西地”。而藏文“衛藏”中的“衛”字恰與滿文中的“西方、西方的”(wargi)一詞的讀音相近,且衛藏地區又處在中國的西南部分,因此可能是“衛藏”一詞先在滿文中譯為“wargiDzang”,即“西方的藏”,再從滿文譯成漢文,即是現今常用的“西藏”一詞。今查《滿漢大辭典》中,“西藏”一詞的滿文是wargits’ang,而“西城”一詞的滿文是wargihecen,意為“西邊的城”;“西域”一詞的滿文是wargiba,意為“西面的地方”(12)。承蒙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王鐘翰教授幫助將《清實錄》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戊寅條中的“得旨:‘依議:拉藏及班禪胡土克圖、西藏諸寺喇嘛等,合同管理西藏事務侍郎赫壽····’”一段的滿文查出,此處的滿文為:suwayantashainenggihebaigisurehenggeladzangjaibancanhutuktuwargidzangnigerenmiyaolamasawargidzangnibaitabekadalameicihiyaraashanambanheseoemgiacafiwesimbuhebade……semewesimbuhedeyabubuha:這里兩次提到西藏時所用的滿文詞組都是wargidzang,也即是“西面的藏”。由此推測,是清朝的滿族君臣把“烏思藏”理解為“西面的藏”,稱之為“wargidzang”,翻譯成漢文時譯作“西藏”,這樣才出現了漢文的“西藏”這個地理名詞,這可能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到雍正初年,隨著平定青海蒙古羅卜藏丹津之亂,清朝直接統治了整個青藏高原。1726-1728年,清朝派四川提督周瑛、宗室鄂齊、學士班第等察勘劃定西藏和青海、四川、云南的地界。當時確定玉樹四十族歸青海,藏北三十九族歸西藏,青海和西藏以唐古拉山為界;四川和西藏以寧靜山為界,寧靜山以西屬西藏,寧靜山以東屬四川,迪慶中甸屬云南。后來“西藏”的范圍還有過一些小的變動,但是大體上以雍正年間的劃分為基礎。不過,盡管在康熙皇帝的后期清朝的漢文文書中廣泛使用“西藏”一詞,但是似乎并沒有正式確定劃一過。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加封頗羅鼐時,仍封他為“辦理衛藏噶隆事務多羅貝勒”,所頒銀印的印文即為“辦理衛藏噶隆事務多羅貝勒之印”。而乾隆皇帝在1757年七世達賴喇嘛圓寂后任命第穆呼圖克圖為攝政,在新達賴喇嘛成年以前代理達賴喇嘛職權時,賜給第穆呼圖克圖“管理西藏事務掌黃帽教法班丹諾門汗之印”時,印文上的滿文將“西藏”一詞僅用“dzang”一字對應,可見到乾隆時期滿文對于“西藏”已經可以用“dzang”一個字來簡稱。至于私家著述,仍有記述西藏的書冠以“衛藏”名稱者,如著名的乾隆后期的駐藏大臣和琳所編的《衛藏通志》。但是乾隆以后的漢文史籍中“西藏”已成為通用的固定名詞,而“烏思藏”、“衛藏”的名稱不再有人使用。?,由于清朝將“衛藏”地區定名為“西藏”,“藏”成為“烏思藏”、“衛藏”、“西藏”稱謂中的主體字,“藏”從本來是指年楚河流域和雅魯藏布江上游兩岸的專用地名變成對整個“衛藏”的簡稱,以后遂有以拉薩、山南地區為“前藏”,以日喀則、江孜地區為“后藏”的習稱。而且這一名詞的制定,還對中國其他各民族對青藏高原和它的居民的稱呼造成了更大的影響,因為在民國時期又以“藏族”代替“吐蕃”、“西番”、“番族”等稱謂,成為漢語對青藏高原世居民族的族稱。因此,他們的語言被稱為“藏語”,文字被稱為“藏文”,他們信仰的佛教也被稱為“藏傳佛教”。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清朝沒有以“西藏”代替“烏思藏”、“衛藏”的稱呼,對藏族就應當沿用“吐蕃”、“西番”、“圖白忒”、“土伯特”的稱呼,在民國時期就可能被稱為“蕃族”、“土伯特族”,那么,今天的西藏自治區按照一般的命名原則,就有可能是被稱為“烏思藏蕃族自治區”或“衛藏蕃族自治區”、“烏思藏土伯特族自治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1965年西藏自治區正式建立,西藏一詞即成為西藏自治區的簡稱,單字簡稱為“藏”。?英文“Tibet”一詞,可能源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稱藏族為“土伯特”,在元代經阿拉伯人介紹到西方,也即是源于藏族的自稱bod。在民族稱謂上,Tibet對應于“藏族”;但是在地域稱謂上,Tibet有時對應于“西藏”,有時又泛指整個藏族地區,與“西藏”的含義有重大差異。在法、德、俄、日等文中也是如此,這是翻譯外文資料和將有關西藏的資料譯成外文時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注釋】,(2)安才旦《“吐蕃”一稱語源及含義述評兼論“吐蕃”源于古突厥語說》,《中國藏學》漢文版,1988年第4期。(3)第吳賢者著《第吳宗教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23224頁;巴俄·祖拉陳瓦著《賢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151152頁。這段記載說:“····第七由瑪桑九部(九姓)統治,故此地之名為蕃康六福之地,此時出現了箭袋、刀劍、盾牌等武器;第八由龍族統治,故此地之名為蕃康嶺古(九洲)。”,(4)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所收錄的《唐蕃會盟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13、20頁。(5)(6)顧祖成等編《明實錄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冊,10861087頁;10981099頁。柳升祺、常鳳玄教授最早注意到這一記載并進行了分析,見《中國藏學》漢文版1988年第2期發表的他們的論文《西藏名義辨析》。(7)(8)顧祖成等編《清實錄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冊,34頁、186187頁。(9)此碑至今仍立于拉薩布達拉宮山下,《清實錄》康熙六十年九月丁巳條錄有碑文全文。(1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上諭,《清實錄藏族史料》,第一冊,259頁。(1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131頁。(12)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10821083頁。(13)歐朝貴、其美編《西藏歷代藏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9頁、89頁、90頁。
經濟:交通:青藏鐵路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世紀之初做出的戰略決策,是西部大開發的標志性工程,對加快青藏兩省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增進民族團結,造福各族人民,具有重要意義。鐵路已于2006年7月1日9:00全線通車。青藏鐵路由青海省西寧市至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全長1956公里。其中,西寧至格爾木段長814公里,1979年建成鋪通,1984年投入運營。正在修建的格爾木至拉薩段,自青海省格爾木市起,沿青藏公路南行至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市,全長1142公里,其中新建1110公里,格爾木至南山口既有線改造32公里。青藏公路,從青海省省會西寧市,經茶卡、都蘭、格爾木到拉薩,全長1214公里,全線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其中包括海拔4837米的唐古拉山口。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線路最長的柏油公路,全年暢通,是我國四條進藏公路中唯一有客運班車營運的線路,也是目前通往西藏路程最短、路況最好且最安全的公路。新藏公路,從新疆葉城到拉薩的新藏公路全長2841公里,大部分公路處于無人區內,無加油站,當地的司機都要多備幾桶油,而且交通和通訊也十分不便。路途所需時間至少在半個月以上。川藏公路,川藏公路始于四川成都,經雅安、康定,在新都橋分為南北兩線,南北兩線間有昌都到邦達的公路(169公里)相連。滇藏公路,從云南省下關市出發,經香格里拉,北至西藏芒康縣,全長800公里。中尼公路,從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出發,經樟木友誼橋,進入中國西藏自治區的聶拉木縣,過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則市,到達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全長2415公里。農業,宜農耕地及其主要分布和特點:目前西藏擁有宜農耕地680.57萬畝,約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0.42%;凈耕地面積523.43萬畝,約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0.31%;牧草地96934.8萬畝,約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56.72%。林地10716萬畝,約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6.27%。居民及工礦用地50.45萬畝,約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0.03%;交通用地32.92萬畝,約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0.02%;水域8291.96萬畝,約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4.85%;未利用土地54354.8萬畝,約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31.8%。從以上數據可看出,以牧草地和尚未利用的面積最大,合計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88.52%,再依次是林地、水域、耕地、居民點及工礦用地、交通用地。耕地、牧草地、林地等合計面積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63.3%。西藏現有的糧食作物、果樹、蔬菜、茶葉、青飼料等種植業用地均屬耕種土壤范疇。耕種土壤面積最大的是日喀則地區,占全區耕種土壤面積的37.79%;其次是昌都地區,占19.86%。山南地區和拉薩市的耕種土壤面積基本相近,分別占15.65%和15.48%;林芝地區占全區耕種土壤的8.65%;那曲和阿里地區耕種土壤面積較小,分別占1.99%和0.58%。全區74個縣有耕種土壤分布的占62個,為總數的84%。全區耕種土壤歸屬于28個土類中的16個土類,有12個土類沒有耕種土壤。其中,耕種山地灌叢草原土壤面積最大,占全區耕種土壤面積的33.81%,其次為潮土和耕種亞高山草原土,分別占12.83%和12.38%。耕種草甸土占9.1%。耕種亞高山草甸土占9.47%。耕種褐土占8.1%。耕種灰褐土占7.99%。耕種棕壤占2.86%。這8類耕種土壤合計占全區耕種土壤面積的96.95%,其余8個土類面積很小,合計僅占3%左右。耕種土壤主要分布在岡底斯山至念青唐古拉山以南的河谷和三江流域河谷洪積扇、沖積臺地、沖積階地以及湖盆階地上,其中,雅魯藏布江干流臺地及拉薩河、年楚河等支流谷地內的耕種土壤就占了全區耕種土壤的55%,其地貌條件相對較為一致。西藏耕種土壤的垂直分布區間為海拔610米~4795米,其中海拔2500米以下的面積占5.6%,2500米~3500米之間的占11.4%,3500米~4100米的面積占60.8%,4100米以上的面積占22.2%。草地土壤中包括了尚未作為放牧草場利用的荒草地土壤。那曲和阿里地區的面積最大,分別占全區草地土壤的40.25%和26.30%。其次是日喀則地區,占15.44%;昌都地區占8.39%;山南地區占3.99%;林芝地區占2.72%;拉薩市占2.91%。草地土壤的垂直分布區間為海拔2800米~5600米,其中,海拔4600米以上的草地土壤面積占82%,海拔3500米~4600米的面積占14%,低于海拔3500米的面積占4%。西藏境內草地土壤歸屬于8個土類,高山草原上的面積最大,占全區草地土壤面積的59.48%,其次為高山草甸土和亞高山草甸土,分別占22.47%和9.88%。以下依次為亞高山草原土(2.98%)、草甸土(2.68%)、沼澤土(0.94%)、山地灌叢草原土(0.82%)和褐土(0.74%)。全區林業土壤歸屬于10個大類,面積最大的是暗棕壤,占全區林業土壤的28.5%;以下依次是黃壤,占17,6%;黃棕壤、棕壤、赤紅壤、灰褐土和亞高山林灌草甸土(亞類)的面積基本相當,各占10%左右;磚紅壤占7.83%;褐土占1.18%;紅壤占0.21%。各種土壤類型的宜林性能不盡相同,主要表現在隨著地勢的升高,不同土壤類型有著不同的適生林型和樹種。海拔1100米以下,有適生熱帶雨林的磚紅壤、紅壤和赤紅壤,占全區林業土壤面積的11.81%。海拔1100米~2800米有適生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和常綠針闊葉混交林的黃壤、黃棕壤,占全區林業土壤面積的28.18%。海拔2800米~3500米有適生溫性針闊葉混交林的棕壤,占9.94%。海拔3400米~4600米有適生寒溫性針葉林的略棕壤、灰化土、酸性棕壤和少量灰褐土,占28.69%。此外,還有適生楊、樺、柏等的疏林和灌木林的亞高山林灌草甸土、灰褐土、淋溶褐土和棕壤性土等,占21.39%,廣泛分布在森林邊緣,海拔上限可達4700米,下限為3000米~3800米的河谷地區。西藏的耕地面積絕大部分分布在江河干、支流的河谷階地、山麓斜坡、沖積扇地和湖泊平原一帶。而且大部耕地是由草甸土、亞高山草原土、亞高山草甸土等開墾而來的。土壤類型因分布環境條件不同,在質地上有很大差異。大部分耕地的有機質含量低,即使有少數土地含腐植質較多,亦因溫度低,微生物繁殖慢、數量少、分解緩慢,很少被作物所吸收。部分耕地還存在著地面不平整、耕層較淺、砂性重、石礫多、質地偏粗、易漏肥等現象。在復種區耕作土壤的潛在肥力和較大肥力較高,供氮和供磷能力也較強。西藏人民從這些實際情況出發,總結經驗,把農田基本建設與改良土壤緊密結合起來,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到1998年為止,包括部分原有的梯田,西藏已建成梯田、園田和平整土地100多萬畝,按農業人口的勞動力平均,每人接近一畝。在土質改造方面,進行黏摻沙、沙摻粘,種植豆科作物,多施有機肥料,使部分土壤質地得到改良。作物種類齊全:西藏農業有悠久的歷史,藏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利用當地復雜多樣的氣候條件培育了種類繁多的作物品種。在西藏除高原寒帶季風干旱氣候類型地區不能種植作物外,其余地區的河谷地帶均有作物種植,且喜溫、喜涼、喜濕和耐旱等不同生態型作物種類齊全。據統計,西藏作物有30多個品種。在亞熱帶山地季風濕潤氣候區內,種植有水稻、玉米、雞爪谷、甘薯、大豆、綠豆、高粱、油菜、花生、甘蔗、煙草、芝麻等多種喜溫作物和茶樹、柑桔、油桐、油茶等亞熱帶經濟林木,以及各種喜溫的瓜類(南瓜、冬瓜、西瓜)和蔬菜(茄子、辣椒、西紅柿、黃瓜)等。在高原溫帶季風半濕潤、半干旱氣候區,適宜種植冬青稞、冬小麥、春小麥、春青稞、豌豆、蠶豆、馬鈴薯、油菜、甜菜等喜涼作物和蘋果、梨、桃、杏、葡萄、石榴、核桃等果樹,以及甘藍(蓮花白、包心菜)、大白菜、油菜、菠菜、蘿卜、胡蘿卜、芹菜、萵筍、大蔥、大蒜、韭菜等喜涼的蔬菜。在高原季風亞寒帶氣候區,選擇優良的小氣候環境,種植有早熟的青稞、油菜、圓根、蘿卜等作物。喜涼作物單產高、個體大、品質優:西藏大部分地區光照強,白晝溫度相對高、降水最集中的季節又多為植物旺盛生長的季節,不像地中海氣候那樣,冬春多雨,夏季炎熱干燥,光、溫、水極不協調,氣候資源難于發揮生產潛力。西藏地區光、溫、水同季,配合協調,作物的營養生長和生殖生長能力可以得到充分的發揮。西藏夏季氣溫較低,作物各發育階段無抑制性高溫影響,光合作用日進程無"午睡"現象,光合作用強,有機物累積多,有利于種子植物形成大穗、增加千粒重和塊根、塊莖植物貯藏器官的發育,為高產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西藏一般作物貯藏器官(種子、塊根、塊莖)特別發達,單株生產力高。如小麥、青稞通常每穗達40粒~50粒以上,千粒重40克~55克,單穗重13克~25克以上;油菜籽千粒重4克~6克,每株產量10克~20克;蠶豆千粒重1000克~1500克等等,這些紀錄都比我國農業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高。發達的河谷農業,素有"西藏糧倉"之稱的雅魯藏布江中游干、支流河谷地帶,位于喜馬拉雅山脈與岡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脈之間,西起拉孜,東至桑日,東西長約500公里,南北寬處達200公里,窄處僅50公里左右。包括拉薩、山南、日喀則三個地、市的22個縣和5個國營農場,是西藏最重要的河谷農業區和商品糧基地,也是自治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雅魯藏布江干流拉孜至大竹卡、貢嘎至桑日等河谷段,以及拉薩河和年楚河中、下游河谷段,均是長100公里~200公里,寬3公里~10公里的寬谷平原,海拔較低,多在4000米以下,地勢平坦,土地肥沃,引水灌溉便利,耕地密布,是西藏農業的精華所在。這一帶氣候溫和,熱量條件較好,年均溫6℃~8℃,最暖月均溫15℃左右,最冷月均溫-2℃~4℃,無霜期在120天~150天左右。光照充足,年均日照達3000小時左右,太陽輻射強,降水較少,一般在250毫米~450毫米,且集中在6月~9月間,占全年降水量的90%以上,雨熱同季,光、溫、水配合較好,對作物生長有利。本區土地總面積雖然只占全藏的3.6%,但耕地面積卻占全藏的45.6%,居住著占自治區40%以上的人口。本區人口比較稠密,人口密度比全藏平均數高8倍,每個勞動力平均負擔耕地5.1畝,勞動力較充足。交通發達,基本上形成了以拉薩、日喀則為中心的公路運輸網,各縣的多數地區有公路相通。農業技術裝備較好,機械化程度較高,機耕面積在30萬畝以上,占耕地面積的1/3以上。區內有拉薩、日喀則和澤當等地的農業科研機構和農業試驗場。興修了大批水利工程,河谷地區的多數農田有較好的灌溉條件。如拉薩河兩岸就有30多條引水渠道,并在主要支流上修建了小型水庫、提灌站、防洪排澇和截潛流等工程設施。拉薩河下游各縣和山南地區所屬各縣耕地的有效灌溉率在60%左右,其他各縣的灌溉率也在30%左右。沿江、河兩岸的耕地大多進行了平整和改良,部分耕地已初步實現了園田化。
礦產資源:西藏目前已發現101種礦產資源,查明礦產資源儲量的有41種,勘查礦床100余處,發現礦點2,000余處,已開發利用的礦種有22種。西藏優勢礦種有銅、鉻、硼、鋰、鉛、鋅、金、銻、鐵,以及地熱、礦泉水等,部分礦產在全國占重要地位,礦產資源潛在價值萬億元以上。礦產資源儲量居全國前5位的有鉻、工藝水晶、剛玉、高溫地熱、銅、高嶺土、菱鎂礦、硼、自然硫、云母、砷、礦泉水等12種。石油資源目前也有很好的找礦遠景。
名勝古跡:西藏名勝古跡眾多。目前,全區有各級文物保護單位251處,其中,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7處,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5處,地(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69處。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1)布達拉宮。西藏現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堡建筑群,位于拉薩市中心,以前是達賴的冬宮。1995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大昭寺。位于拉薩市中心。(3)甘丹寺。位于達孜縣。(4)薩迦寺。位于薩迦縣。(5)扎什倫布寺。位于日喀則市,是歷代班禪駐錫寺。(6)昌珠寺。位于乃東縣。(7)江孜宗山抗英遺址。位于江孜縣。(8)藏王墓。吐蕃王朝時期藏王的墓葬群,位于瓊結縣。(9)古格王國遺址。位于札達縣。(10)哲蚌寺。位于拉薩市西郊。(11)色拉寺。位于拉薩市北郊。(12)羅布林卡。位于拉薩市西郊,以前是達賴的夏宮,現為人民公園。(13)夏魯寺。位于日喀則市。(14)托林寺。位于札達縣。(15)桑耶寺。位于扎囊縣,是西藏的第一座寺院。(16)卡若遺址。位于昌都縣。(17)扎塘寺。位于扎囊縣。(18)白居寺。位于江孜縣。(19)小昭寺。位于拉薩市中心。(20)朗賽林莊園。位于扎囊縣。(21)大唐天竺使出銘。位于吉隆縣。(22)拉加里王宮。位于曲松縣。(23)吉如拉康。位于乃東縣。(24)桑喀古托寺。位于洛扎縣。(25)科迦寺。位于普蘭縣。(26)列山墓地。位于朗縣。(27)吉堆吐蕃墓群。位于洛扎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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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警官高等專科學校
是2003年4月16日經教育部批準在原西藏自治區人民警察學校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多年來為西藏公安戰線培養輸送了1800多名公安專業畢業生,培訓、輪訓在職民警25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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